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部分美欧官员、企业及媒体对中国的政府采购及自主创新政策表示了担忧，并据此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自主创新政策成了中国经济外交中除人民币汇率以外的又一焦点。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真的恶化了吗？中国自主创新的政策早在2006年2月《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中就已系统公布，政府采购亦由来已久，为什么主要发达国家直到今天才表示出“担忧”？事实和数据也表明，中国并没有对外资企业设置障碍。在自主创新产品认定中，所有外企产品都被视为“中国制造”；2009年政府机电产品采购招标中，超过55%流向了外资企业；2009年全球直接投资（FDI）下降近40%，但对华投资仅降2.6%。这些都证明中国对外资的准入门槛和有关政策实施都越来越开放。然而西方的指责并没有销声匿迹。因此美欧官员、企业、媒体的抱怨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了吗？

　　境外媒体、某些企业、政府官员指责中国投资环境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商务环境或信心调查，在此基础上发布的2010年度白皮书或政策建议书，以及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2010年投资环境报告。这些企业调查是如何评估中国投资环境的呢？

　　在华美国商会、欧盟商会2010年企业问卷调查的主要结果清楚地表明：第一，尽管遇到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欧、日经济大幅收缩，但70-80%的美欧在华企业不仅没有亏损，而且多数赢利，利润率相当或超过全球平均利润率的企业占受调查企业的三分之二以上。第二，绝大部分企业不仅对在华继续经营前景乐观，而且计划追加投资。第三，70%以上的来华投资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供应中国市场，只有12%的美国企业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这一结果对后危机时代的中美贸易，以及所谓的国际金融再平衡都有重要的意义。第四，美欧在华企业所面临的最大经营挑战或风险并不是收紧的政策和制度环境。相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现有法规的执行、管理人才的匮乏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只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中国美欧商会商务环境调查，2010（见表一）

　　中国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的企业调查并没有直接提出中国投资或商务环境是否恶化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上海美国商会（企业成员数超过北京美国商会）今年四月公布但西方媒体几乎不予报道的一项调查，倒是直接向被调企业提出了这一问题，结果是78%的企业认为商务环境改善（45%）或没有变化（33%），远远高于认为商务环境恶化的企业占比（22%）。报告本公司在华业绩变好或持平的企业高达被调企业的90%，要“改变在华商业计划”的企业中，超过80%要扩大投资、研发、生产和采购。上海美国商会调查的结论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并没有呈现恶化的趋势。

　　日资企业、媒体没有加入到这一轮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原因很简单，日本经济的复苏更多地依赖中国市场。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ETRO）今年三月公布的《2009年日本企业海外商务调查》很清楚地表明，大多数日资企业（66%）计划在未来三年扩大在华投资或开辟新的业务，这一比例高于上一年度调查的结果（50%），也远远高于被问及类似问题的美资企业。打算缩小规模或离开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只占被调查企业的0.5%，下降到2004年以来的低位。日资企业因此比欧美企业更看好中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

　　IFC一年一度的投资环境报告确实将中国从2009年世界排位86降到了2010年的89位，但这一变化主要是由排位方法造成的，并不能反映中国投资环境恶化。首先，IFC年度报告并不是基于企业调查，而是按开办或关闭企业、银行信贷、注册不动产、税收缴纳、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建筑许可证、劳工雇佣等设立一些量化指标（例如获得建筑许可证的手续、时间及费用）来衡量现行法规、制度是否促进投资。但相当一部分指标在不同的法律、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没有可比性。此外，IFC的指标体系偏重于法律条文，而相对忽略了实行相关法律的真实成本和实际效果。例如，在市场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合同执行方面，中国的排位在2008-2009均是世界第18位，无论是合同执行的时间或成本都大大低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或发达国家的平均。然而，在获取建筑许可证方面，中国却排在世界最后（第108位）。虽然中国的建设速度和规模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因为手续相对严格而在这项指标中排位靠后。IFC并非完全科学、客观的指标体系又没有给予合同执行、跨境贸易等相对重要的指标以更高的权重，因此影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排名。2010年中国的排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白俄罗斯（58位）、蒙古（60位）等，与现实不符。

　　其次，年度间投资环境相对位置的变化，主要反映了该国某些法律、制度修改的情况。2010年报告中中国的指标基本没有下降，许多还有所改善，但由于阿尔巴尼亚在三个方面（开办、关闭企业及跨境贸易）的法规有所改革，中国仅在一个方面（贸易）被认为有较大改进，阿尔巴尼亚的排位从2009年的89位升至2010年的82位，中国则因此相对位置下降（IFC，2010）。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不仅没有恶化，而且由于此次危机而更具吸引力。绝大部分美、欧、日企业看好中国，计划增加投资，其主要原因是巨大的中国市场和对华投资的高回报率。从各外企在华商会的调查来看，执法力度、管理人才及知识产权保护是老生常谈，不构成“投资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二、美欧为何担忧中国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

　　受调查的美资企业中62%承认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并没有对其在华经营带来负面影响，另有10%的企业坦承受益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只是当问及是否预期企业未来发展受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的影响时，认为有负面影响的企业才超过40%。也就是说，美资企业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影响更多是一种担忧。而这种担忧，具体到投资、商务环境，那就是担心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将使美资企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的采购市场上处于劣势。但前文提到的2009年外资企业中标的数字表明，这种担心有悖于事实。

　　中国自主创新的相关政策已公布、实行了若干年，为什么到了今天才成为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美欧企业在华商会的调查给出了答案：这就是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压力超过以往并在上升（美国企业67%，欧盟企业58%），美欧企业的垄断地位正受到严重威胁或被打破。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那些发出抱怨和指责的企业曾一度占领中国极其开放的耐用消费品、设备和生产资料市场并获得巨大利润，有些企业至今仍处于行业老大的地位。可以说，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压力是相对的。但关键在于，此次危机极大地削弱了这些企业在本国及其他国家市场的地位，使之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包括在危机中逆势而上的政府采购市场。这才是他们过分敏感的原因。

　　对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最具异议的是高技术和信息科技（IT）企业，尤其是计算机、通讯设备、软件以及绿色产品相关产业。除了政府的采购政策，这些企业最反对的是中国搞自己的技术标准以及其他认证制度。他们深知，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成功的中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美欧企业视高科技为核心竞争力，当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受到威胁时，当他们看到中国政府和企业实力大增，将巨资投入研发并在许多领域将研发成果成功地商业化（例如高速铁路）时，这些企业及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反对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反对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投资环境、自主创新争论的实质

　　中国与美国、欧盟近来关于投资环境和自主创新政策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后危机时代世界需求格局的变化中，发达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与争夺问题；二是中国从制造、出口大国沿着产业链、增值链上移的关键时期，科学技术领域的垄断与反垄断问题；三是发展中国家捍卫发展权利，与主要发达国家争夺发展主导权的问题。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市场

　　当前，美国、日本国内非政府部门需求低迷，在存货调整告一段落，超常规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衰减的情况下，下半年以至明年上半年经济走弱已无悬念。欧洲被迫提前进行财政调整，失业率甚至高于美、日。因此美、日、欧经济复苏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出口。而世界需求的增量将主要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按IMF的最新预测，世界经济2010-2015年增长的78%将来自发展中国家，仅中国就将贡献37%。相比之下，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9.7%，远低于其在危机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种格局决定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市场既严重依赖又拼命争夺的心态。

　　中美双边经济争论既反映心态，也反映现实。两国在世界进口市场的比重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2009年，美国的全球份额下降了6个百分点，同期中国上升了5个百分点，中美两国进口额的差距日益缩小，两国通过贸易渠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此消彼长。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出口在其全部出口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2009年，即使美国对其他市场出口大幅萎缩，对华出口仍在增长。中国市场拉动美国出口与出口相关就业的影响因此日显重要。

　　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

　　自主创新是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从事出口加工多年，成为制造业大国以后，中国企业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问题。对于真正的核心、高新技术，西方企业是不会向中国出售的。也就是说，在知识技术产权领域没有完全的市场。在市场缺失的情况下，除了通过加强竞争迫使发达国家企业将他们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型号投放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必然要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在知识产权这一不完全竞争市场，适度地干预以保证居于劣势的后来者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是必要的。美、欧、日企业在他们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都经历过这一过程。任何的技术都不可能永远垄断。对于领先的企业来说，正确的态度是在竞争的压力下继续创新。

　　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相辅相成。美欧企业在商务调查中承认，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并不排他，有可能使外企受益。事实上最近公布的71款享受消费补贴的新能源汽车中，外资品牌占多数。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促进本国企业的创新，一直在不断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这一政策适用于所有行业，包括那些外国企业和品牌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与市场。认为中国实行自主创新政策就是削弱知识产权保护是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自主创新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那种认为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缩短主要发达国家专利在诸如飞机、电讯、汽车等市场赢利的时间，从而削弱世界范围技术创新积极性的论调是错误的。专利保护并不总是鼓励创新。有实证研究表明，对某些科学发现（例如人类基因排序）实行过长的产权保护降低了后期科研投入的力度以及科研成果的发展和应用。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加大投入，自主创新，势必提高世界范围研发的力度和投入。中国的产品、技术从成本、性能角度来看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国的自主创新因此将促进世界范围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福祉。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知识、科技发展的动力。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保护落后，不是保护先进。

　　发展主导权

　　关于中国投资环境和自主创新产业政策争论的最深层次原因当然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或中国政府和国企的采购是否公平，而是在后危机时代，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期增长某种程度脱钩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发展由什么国家、由什么理念来主导的问题。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亦将上升。如果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加强，那么发展中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就会随之增强。面对暗淡的增长前景和庞大的结构性失业，主要发达国家希望增加出口是可以理解的。但既要依赖发展中国家市场，又想通过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环境来维持某些方面的垄断地位则是不可取的。通过挑战、压制新兴市场国家自主创新的政策来维持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问题的主导权更不可行。

　　四、在国际经济博弈中力争主动

　　本文的分析表明，最近发生在中美、中欧之间关于投资环境、自主创新产业政策的争论最根本上说是争夺世界经济发展主导权的斗争。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自主创新领域的努力无可厚非。而作为外资企业，他们在中国技术引进过程中的作用有目共睹，同时也从中国的市场上获取了可观的收益。展望未来，双方应开诚布公地扩大相互开放，促进创新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而不是将这一问题政治化。这样对双方都更为有利。

　　首先，自主创新事关我国发展的权利和利益，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关键。对于这一权利，我们当仁不让，并且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支持创新活动。由于面临前期垄断所造成的高准入门槛，许多高新技术产品（例如大飞机）的商业化都有一个开辟市场，沿成本曲线下降或学习曲线上升的过程。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适当的干预包括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将有助于我国众多的新兴产业克服准入门槛或初始成本障碍，最终获得规模效益。

　　其次，中国将继续完善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与欧美国家是相同的，并且始终都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在这方面，中国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因此，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步也有利于欧美企业从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寻找赢利机会。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应当理解，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任何事务都有一个限度。过度的保护是保护垄断，压制竞争，无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应该是适度的。

　　第三，主要发达国家应客观看待中国在技术领域中的进步。中国与美国、欧洲在经济实力、人均收入和科技水平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可以说，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仍未被撼动。但中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不会因为原先的市场占领者反对而停下脚步。欧美国家向来崇尚竞争，对于中国这个新加入的竞争者应逐步调整心态，而不应一味排斥。

　　第四，中国与美欧双方完全可以通过更高水平的互相开放共同受益。中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历来困难重重。从2005年中海油收购Unocal，到2008年华为收购3Com，今年收购2Wire及摩托罗拉的一个部门，再到今年鞍钢投资美国的夕阳产业--钢铁业，尽管中资企业出价很高或最高（例如华为收购2Wire），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其中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对中资企业并不宽松。市场准入应是双向的。中国拥有巨大的、迅速成长的市场，对于后危机时代的发达国家来讲极为重要。为推进中西方的互利合作，西方国家也应采取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各国投资者一视同仁，提供更加公平的投资环境。(摘自金融时报）